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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离京巡视纪实1949-1976》目录

发布时间:2021-06-05 08:17

  跨出国门前和回国返京途中,一路调查研究。回程途经哈尔滨、沈阳,当地领导设宴盛情接待,对此提出批评,他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缸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志愿军入朝40多天后,毛岸英在美军空袭中壮烈牺牲。为了不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分的心,周总理把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后,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全线撤退,电报才送到手中。强压丧子的悲痛,说:“战争嘛,总要有伤亡。”长叹一声后,又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

  刘青山与张子善,一个是前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在任天津地委书记,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忘记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忠告,贪污腐败,危害一方。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干部。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而治水是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1950年下半年他就指出: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地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1952年10月25日,他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离开北京,到了济南、徐州、开封,一路查看黄河险段。

  站在黄河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说:要彻底治理黄河水害,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使黄河永远不泛滥不决口,不改道。他又对吴芝圃、陈再道、毕占云、王化云等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3年大年初二,登上南下专列。此次出巡,他有两个目的,一是探寻农业合作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一是探寻治理长江。

  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稍稍悬空着在地图上移动,一面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他首先指着西北高原问道:从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都不行。问:为什么?林一山做了解释。手中的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问:引汉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凝视着地图上的汉江,问:为什么?林一山回答: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说:“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1953年底,全党的工作开始转向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考虑着手起草新“宪法”。12月24日,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赴杭州。一到杭州,他深入新登县农村,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在杭州,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工作,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3年底,全党的工作开始转向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考虑着手起草新“宪法”。12月24日,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赴杭州。一到杭州,他深入新登县农村,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在杭州,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工作,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制定了宪法草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中央和各省领导接受。开始集中精力思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考虑在农村逐步实现合作化的同时,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他到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深入考察。

  1954年7月,中央组织机关的同志到北戴河休假。在北戴河期间,游泳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游泳池很快成了对他的束缚,他要走出泳池,到大江、大河、大海游泳,游泳甚至成了他对大自然的一种挑战。这次来到北戴河,他开始挑战大海。

  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泳。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1954年10月31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去广州审核修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赴广州和返京途中,找沿途五省负责同志开会,还亲自找一些农民谈话,对所传农民苦、粮食紧张做实际调查。他始知问题仍有,但一般尚好,比去年好得多。说农民苦的是富农,他们以此来反对统购统销,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是拥护统购统销的。

  1954年底,一些部门和人士不断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引起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引起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2日晚上,他登上专列,到郑州、徐州、济南、天津巡视一圈,向河南、安徽、山东、天津市的领导调查,发现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1954年底,一些部门和人士不断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引起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引起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2日晚上,他登上专列,到郑州、徐州、济南、天津巡视一圈,向河南、安徽、山东、天津市的领导调查,发现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回京后找邓子恢做工作,并召开了15省农村合作化会议,希望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但遇到了坚决抵制。浙江是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运动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为搞清楚那里的情况,再次离开北京直奔杭州,第二天就深入新登县视察了农业合作社。他还派身边警卫战士,分头回乡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情况。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离开杭州,经南昌、长沙、武汉、郑州、保定,沿途调查研究。

  1955年8月7日,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时,直接掌握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权;并做七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1955年8月7日,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时,直接掌握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权;并做七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已为中央和各地领导所接受。中央开始考虑加快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1月1日,去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沿途在天津、德州、济南、泰安、兖州、徐州、蚌埠、滁州、浦口、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松江一路找干部座谈。文件起草后,在杭州、天津召集华东和北方省份的省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形成了《农业十七条》。

  1955年12月22日,离京南下,先后经保定、邢台、郑州、武汉、长沙、南昌,一路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在杭州,主持起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返程途径上海、南京、天津,视察了农村、工厂。

  1956年春夏,仔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各部门的汇报。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乘飞机到广州,组织中南等几个省汇报,调查研究,为工业、农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这次到北戴河休假,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一个月里,几乎天天下海,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1956年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国际上掀起一股高潮,国内也有人遥相呼应。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鸣和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整风,以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但这些思想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为此,离开北京,直接到基层做群众工作,到各地宣讲他的思想和主张。

  原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放”而不是“收”。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党内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与此同时,急剧变化的客观环境也迫使他改变了初衷。一些过去的政治盟友,借帮助整风,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建议搞轮流执政,更有人跳出来,公开辱骂,甚至对跟着走的民主人士进行威胁。这种政治上的挑战,不可能不受到政治上的回击,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反斗争已不可避免。

  急风暴雨式的反斗争持续两个多月,青岛会议又对反斗争做了总结和部署。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他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到湖北、湖南、足球直播!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了解整风、反、工农业生产情况与群众情绪。

  他视察武汉国棉四厂,观看了职工反击的大字报。一进工厂就被大道两旁的大字报专栏吸引住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公开叫嚷:“只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斗争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这张大字报从头到尾看得很细,看完以后说:“好家伙!”询问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在场的厂领导作了回答。又问厂领导你们怕不怕?厂领导回答说: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又问,你们能不能顶得住?回答说,我们顶得住!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不要怕,要顶住!

  率中国代表团离京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回到北京,他感到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12月8日离京,到华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南宁召开会议。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在南宁会议上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1958年初,“”的形势已经形成,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会间隙,2月5日到济南做调查研究。

  说:“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3月4日,乘飞机离京,在成都召开会议,传达、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四部部长参加,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省委,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到会。成都会议后,又在武汉召开了武汉会议,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省参加,实际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也可以说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武汉会议后,又在广州召开会议,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同时讨论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前夕,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要亲眼看一看。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更加充满信心了。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此,“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

  飞抵北戴河,顾不上休息,立刻召集会议,讨论钢铁生产问题。、朱德、、、陈云和主管计划及工业工作的李富春、、王鹤寿、赵尔陆,各大协作区主任参加会议。

  感到1958年完成1100万吨钢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于是,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把台湾海峡的斗争托付给周恩来等人,自己把关注的目光重新转回国内。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查看后,钢铁生产的情况。

  巡视途中,对张治中说:“你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我看到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和人民公社,说到底是发动起来的,也是支持和肯定的。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又是最先冷静下来。他从诗人般固有的浪漫和遐想,很快退回到现实。在全国大刮“共产风”、大搞“供给制”的情况下,他提出:不能鄙视交换,鄙视商品生产,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要坚持和保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按劳取酬。但是在当时,多少更接近于实际的声音,被“”的狂涛和发热的激情所掩盖,泼出的冷水和清醒的告诫,已经很难被人们所接受。焦急了。

  说,“”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登上专列南下郑州。他主持召开郑州会议,做纠“左”的工作。他力主在社会主义和之间要划线,但多数人不同意。在武汉八届六中全会上,力主压缩过高的生产指标,钢的指标1800万吨根据不足,要减到1500万吨,但未被与会者接受。

  在谈到减任务时非常严肃地警告说,如果像这样搞会死人的,水利任务,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这样搞起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8年“”在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上所造成的被动,对的触动很大。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则的,就要受挫折。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如不抓,很危险。

  1959年6月25日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美诗句。7月2日,他又登上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原先仍然是反“左”,但最后因为批彭德怀,变成了反右。在会上发脾气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1959年9月9日,乘坐专列前往密云水库视察。登上大坝坝顶。水库工地顿时沸腾了,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王宪向汇报了密云水库库容情况并告诉,水库由清华大学等单位负责设计,由我们自己组织施工,全部设备包括发电机组都是国产的。施工工期在国外需要七八年,我们一年拦洪蓄水,两年完工。

  满意地频频点头,他感慨地说:“中国人民就应该有这样一股志气,不信神、不怕鬼,打仗要这样,搞建设也要这样。”

  憋了一口气,下决心要反右倾,鼓干劲,证明“”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深入田间地头,看着牌子上的内容:亩产3000斤。“3000斤能收到吗?”存有警觉。庞书记忙纠正说:“1000斤,1000斤。”

  边走边谈,他走得有些热,便脱下中山装。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几类棉花的对比情况,还有一首小诗:“大桃棉,不简单,个个大得像鹅蛋。全国产量要列类,争取主席来看看。”

  这一次是1959年10月23日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北、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10个省市,于1960年3月26日返回北京,历时五个月零三天。在近半年的外出调查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是日夜兼程,紧张繁忙。其中停车开会、谈线次),视察参观工厂、公社、部队7次,研究政治经济学30次,审订《毛选》8次……接见外宾5次。反映出花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上的时间之多、范围之广、活动频率之高,是多么惊人和超群。

  这次出巡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乘火车途经天津、济南、郑州、武昌、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等地视察。其后抵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和各省、市委书记的会议。

  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

  1961年10月,迅猛刮起的“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一些地方农村饿死人等情况严重,越来越多地反映到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他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说,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他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调研究。带着急迫的心情离开北京,在天津、济南、南京,他听取了三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三省都谈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说,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江渭清经过调查向汇报,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了。现有的基本核算单位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问题很重要。应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解决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的平均主义。食堂要划小,办食堂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办事,否则总要垮台。给农民自留地,规定队为基础7年不变,自留地20年不变。再反复就是你们说的饿、病、逃、荒、死。如果按有些干部的意见,社员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也不能下放,那我们就得不到群众,就不能取信于民。

  在庐山上谈他的志向,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庐山会议后,在邯郸召开座谈会说,三级所有,基础在队(过去的小队),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回到北京,他给有关同志写信说: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非走此路不可。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中央决定召集全国县委书记来北京开个会,总结这几年的工作教训,即后来所说的七千人大会。

  会前,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无锡等地视察。他一路感慨良多,说: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一样。比如,要想游泳,必须一是要有水,不能旱游;二是水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碗里缸里不能游;三是不能在滚开水里游。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

  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

  七千人大会后,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然后经长沙到武汉,在武汉听取了、周恩来、关于西楼会议的汇报。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就是恢复。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关于对形势的估计,没有表态,实际是有保留。他特别交代“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对汇报中说的连续4年国家财政赤字一事表示怀疑,要求再开会议一下。在武昌接见了再赴湖南的调查组成员。然后离开武汉到长沙,听王延春谈湖南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些表现。

  参加完“五一”庆祝活动,1962年5月2日离京,一路南下到上海、杭州,研究应对蒋介石。

  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敌人一突上来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还要准备第二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

  指示:南下部队到达后可以公开行动,就是要叫蒋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他的行动。

  返程途中,在邯郸了解到包产到户在中央的影响。他没有直返北京,而是拐济南,去天津。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讲话,谈阶级、形势、两类矛盾、阶层等问题。

  批评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

  说:“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没有?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党、政、军,公社,民兵,都是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能太多,抗战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定一、乔木,只有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

  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

  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又说,“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

  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线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7月4日,他向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中央决定,由、谭震林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报送批准。10月10日,离京,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采纳了这个意见。

  离开北京,分别在邯郸、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召开山西、河北、陕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省委及一些地委负责人参加的四清工作座谈会。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退居二线,连“后十条”的修改也不参与。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与此同时,就到华东、中南视察后回京讲话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以后不要强调了。他批评第二个十条讲的“两个依靠”靠不住。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不要经过基层组织。

  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在武汉,调查“四清”运动情况,问王任重,大区会议的精神是什么?说,15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在长沙,对湖南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越到中央,越脱离实际,越没有知识。制度不合理,不违反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要顶住。一切正确的东西是下面来的,工人、农民、技术干部、支部书记,我们请教了他们,才有一点知识。正确的东西就是从他们来的嘛。有人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的“四清”工作路线,会议通过了主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他在“二十三条”中写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同一天,在北京同大区谈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第二天,乘专列离开北京。他长时间滞留南方,观察形势,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批评《二月提纲》,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支持北大七人的大字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

  说:“关于,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特别活跃,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原设想“文革”“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但是,烈火一旦烧起来,许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用说还有人要利用“”达到自己的目的。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社会上逐渐形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党、团员和干部、工人的大多数为主,他们拥护“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抓革命,促生产”。主张按“十六条”来开展“”;一派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到处围攻冲击党政机关,乱批、乱斗,到处“夺权”,大搞打、砸、抢,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两派都抬出的招牌,攻击对方反思想,势不两立。

  也担心“”会失去控制,无法按原来的设想,在两三年里结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派斗争尖锐、矛盾特别突出的武汉。通过解决武汉问题,解决全国的问题。

  一年多没有外出的,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他要到南方转一圈,看看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他经邯郸、郑州到武汉。在武汉,他看到到处张贴主席像,连吃饭、睡觉都要搞“早请求,晚汇报”,他立刻下令停止了到处泛滥的“忠”字化运动,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他说,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过问焦枝铁路建设,江汉油田会战,鄂西山区三线建设。他积极解放干部,让把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他批评专案小组很危险。说,有一种做法我不赞成,就是动不动就捉人,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里,报纸也不给他看,这就与世隔绝了。世界上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推一推”的办法,不是“拉一拉”的办法,对于干了些坏事的人,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在济南,他就正确处理中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等作了指示。

  1969年国庆节刚过,受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会上,传达了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了落实意见。

  1969年10月20日,将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先走一步,让也尽快离开北京,周恩来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周恩来宣布开会后,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从大量揭发出来的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年近八旬的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大谈中国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伙开始了行动。1971年8月8日,下达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带手令乘飞机到北京。派于新野飞上海、去杭州,布置在上海谋害。

  1974年春天,的视力逐步下降,听取医护人员的劝告,他决定到外地养病。不让把病情告诉人,只有周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文件只由秘书、工作人员为他读,批语由他口述,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一字一句绝不马虎,有时他还要以微弱的视力再看一遍才放心。看书困难,他就观赏字画,请人读辞赋。他提出: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贺龙要恢复名誉。提议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指示:“无产阶级,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长沙,他每天休息很少,仍通宵达旦用“听文件”的方式工作。休息时,喜欢看湘剧、花鼓戏、京剧传统剧目。对被定性为“毒草”的《园丁之歌》表态,“我看是出好戏”。江清指使王洪文飞长沙告刁状,受到的严厉批评。周恩来、王洪文飞长沙向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打发王洪文参观韶山,与周恩来单独彻夜长谈,最后商定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975年春节前八天,突然决定离开长沙,到达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又到杭州。铁瑛向他反映: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本人不是党员,却当介绍人。愕然。讲到造反派冲进省县以上干部会议抓人,又占据杭州饭店,他非常气愤,当即命令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在杭州两个多月,医护人员一致主张他不能再看书和批阅文件了。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左眼坚持阅读、工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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